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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第二产业的效率仍然是最高的

黄群彗星:第二产业的效率仍然是最高的

新浪财经新闻“新浪长安论坛”(共358期)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辉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主题为《理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以下是演讲的文字记录: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理解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它有两个背景:“第一,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需要回顾和总结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二个方面是真正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波动的,许多问题正在讨论,包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我想谈谈如何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背景来理解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我想谈三个问题:

首先,你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我们的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水平和取得了什么成就?二是如何总结中国的工业化。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智慧?第三是谈论现在和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我们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水平,取得了什么成就。

谈到工业化,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工业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转变并进一步深化的经济发展过程。最后,从比重来看,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过程,不应仅仅理解为工业本身的发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甚至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涵也是工业化。

因此,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时,我们经常谈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范围更广。工业化就是经济现代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理解。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理解还有一个更学术的观点。例如,张先生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他说,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本生产功能或生产要素组合不断发生突破性变化或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功能突破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普遍理解,经济现代化或经济发展主要是指从一个农业国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目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和后者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

从世界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我们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虽然现在人们经常谈论“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但整个过程仍然是一个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近300年。只有大约30个国家真正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成为工业化国家。如果按1980年人均1万美元计算,其人口将只占世界人口的20%。从学术角度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工业化前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和后期。三是实现工业化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用什么标准来定义和划分这些阶段?如表1所示,一般有五个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比重

资料来源:陈家贵、黄群辉、钟洪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号。原表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标志值数据仅为2005年,此处的2010年数据是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网站数据获得的国内生产总值转换系数计算的。

谈谈70年的工业化,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40年。在最初的30年里,我用了两个PPT来展示:第一,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虽然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总的来说,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建立。1980年,与1952年经济复苏完成时相比,中国工业固定资产在原价基础上增加了26倍,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了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加了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广阔的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资源勘探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邮电通信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这些成就背后的战略是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陆主要是基于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即学习和继承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所谓重工业优先,是指按照产业价值链,从上游开始,一点一点向下游推进。在消费结构方面,人们倾向于优先发展轻工业,因为食品和服装是第一位的,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是第二位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下,显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赶超,所以从上游战略开始。当时,投资依赖于政府。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国内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而家庭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当时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是一个计划体系。

前30年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在中间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政治运动使政策变得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经济增长曲线。一些年份出现了快速增长,而另一些年份出现了非常低甚至负增长。总体波动很大,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同时,台湾和香港正好相反。它们是轻工业的优先战略。基于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中国在前30年取得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政策不稳定、忽视轻工业、导致经济短缺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工业化战略的新阶段。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结构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城市化率来计算综合指数。根据这一指标,我们的总体判断是,2011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请注意,这是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而不是后工业化阶段。这是两个概念。工业化的后期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而后工业化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程。发达国家往往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将一个国家推向工业化的后期。根据我们目前的计算

从工业化水平来看,去年还是有争议的,争议比较大。有两种极端的判断。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另一种观点是,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特别是去年3月美国对中兴通讯实施制裁时,有人说你甚至不能生产芯片,还说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首先,认为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判断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有点过于乐观和不合理。第二,如果我们不能谈论工业化,因为我们不能生产芯片,包括许多技术和产品,我们犯了另一个错误。工业化本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你不能说工业化不能仅仅因为你没有掌握某种技术而实现。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发达国家和美国等后工业化国家也没有掌握所有的技术,因此无法判断工业化是否以这一标准来实现。当然,你的高技术水平是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但你不能根据一项或某些技术做出全面的判断。根据上述工业化水平指数,2020年该指数为95,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或2035年完全实现工业化是相对客观的。根据这19个目标,到2050年两步目标基本相同。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总结了几个方面:“首先,人口众多。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大国,人口超过十亿。中国的人口几乎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如果中国在2030年到2035年之前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工业化国家,这将是对世界的一个颠覆性的贡献,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口。

其次,速度。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改革开放40年来,从1978年到现在,按国民经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5%,第一生产、第二生产和第三生产增长率分别为4.4%、10.9%和10.5%,第二生产增长率最高。这40年来的高增长率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增长时期,但不会在40年内保持近10%的增长率。

第三,新型工业化。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要努力实现符合“四个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中国实现的工业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引领工业化、信息与工业化在信息时代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还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新道路。也就是说,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十八大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第四个方面,世界意义。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中国工业的影响

第五,低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是低成本的外向型工业化。中国制造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低成本和出口导向是两个意思。低成本是由于我们前几年引进的技术,加上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甚至低成本的环境报酬。出口导向是我国工业化战略中比较成功的战略,因此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然而,近年来,它已经开始转型,以满足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

第六个特征,不平衡。中国工业化是一种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经济增长率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失衡、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极度失衡”有三个层次。一是产业结构失衡。第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第三,增长率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不平衡。第四,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平衡。

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多年来一再表示要在供应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即解决工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且长期存在,存在大量“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不足,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不足。关键设备、核心组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较大,如表2所示。我们测算了全国工业化水平,到2015年基本达到工业化后半期。同时,我们测量了全国31个省市的工业化水平。结果表明,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经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然而,贵州、云南、海南、甘肃等地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上半期。从工业化中期到后工业化阶段,需要跨越几个阶段,这意味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至少需要50年。

表2 201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指数

注: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工业化综合指数。

来源:黄群辉,李芳芳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第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率与资源本身的环境承载力是不平衡的。所谓工业化就是人类利用资源为人类生活的现代化服务。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以如此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消耗的资源和排放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民生发展不足。这反映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很大,克服贫困的任务艰巨,人民生活存在许多缺点,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不平衡和发展不足,这正是工业化的体现。这些是我们所概述的六个方面的特点。

中国的工业化有多大?Xi总书记在去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三次讲话,总结了40年来工业化取得的成就

第二项成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类别清单上所有工业类别都有生产能力的国家,现在中国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位居世界第一。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因为中国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弹性和发展空间。

第三项成就,“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国”。根据2016年的数据,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4%,中国占14%。到2017年,美国也将占到24%,而中国已经占到15%。从2016年的全球MVA来看,它名列前20名,中国以约3万亿美元的MVA排名第一。根据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到2016年,中国的MVA将达到9.95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5%,比世界第二大美国MVA的1亿美元多出近1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第二大美国和第三大日本MVA的总和。1984年,美国MVA占世界总量的29%。经历了几次起伏之后,2016年,美国MVA仅占全球制造业的17.3%。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MVA占世界MVA的21.5%。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只有7.7%。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来说,尽管高收入国家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60%左右,但在过去20年中,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主要与亚洲有关,尤其是中国。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从1970年的微不足道上升到2016年的四分之一。

图1 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

图1 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MVA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

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我重点介绍第二个40年,包括我们总结的工业化特征。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何解释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或者我们如何解释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经验?这里我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六条经验。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确保产业持续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深化。工业化是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旦工业化进程开始,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确保这一进程不因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而中断,才能确保其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在历史上,国家因危机或战争而中断现代化进程并不罕见。这也是为什么经过200多年的世界工业化历史,只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工业可持续发展和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因“文化大革命”改革而中断了工业化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总体上是“渐进式”改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经济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确保经济运行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中国工业持续增长,深化工业化进程。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发展,建设工业强国。然而,各种非均衡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如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社会分配不公等

二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行业效率,促进行业向高端发展。工业化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功能(或生产要素的组合)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变化或转化过程(张,1991,191页)。这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过程。深化产业过程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创新驱动”的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迄今为止,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根据工业发展阶段把握产业升级方向,不断提出可取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随着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的动态调整,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从高端产业和深化工业化的方向看,中国实现的工业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是信息时代信息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还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可以得到提高。《中国制造2025》提案也是中国为应对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

三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文化习惯和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一个大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也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保证产业合理布局和地区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制定一个全面的区域协调战略,并确保其有效实施。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距,长期以来,在东、西、中三大区域形成了梯度发展格局。近年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应通过战略实施和制度机制设计,协调各地区工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工业生产要素跨地区有效合理流动,解决地区间工业资源配置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工业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拓展工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工业发展高度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发展

四是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全面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机制。中国根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国情,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综合化、协调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中国培育了丰富而强大的动力源。这体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放松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和组织力量的约束,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和控制的能量,不仅充分释放了非国有制的资源和要素,而且充分调动了传统国有制的现有资源和原有组织制度的资源。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培育了一大批市场主体,不仅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而且培育了一大批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个体私营企业和对外开放引进的外资企业。公共经济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缺陷、维护人民共同利益方面具有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些重大战略领域已经实现了赶超。它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个人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等非公共部门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高供给质量、促进生产力均衡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多元化混合动力优势,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

第五,正确处理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完全开放和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从特区的建立到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再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市场逐渐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国外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的工业发展正处于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发展机器的大规模生产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业和采矿业之间的传统分工,产业内各种产品部门在产业内各种产业中的产业内分工,并发展成为同一产品在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价值链中不同过程和环节的产品内部分工有了很大发展,由于产品模块化和生产过程可分离性的提高,以及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此外,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扩张、形式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日益融合,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努力突破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渐呈现出多极化的新趋势。因此,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

六是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与社会民生的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过程。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质量的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在工业化早期,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变规律。中国长期以来成功地推动了快速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这在拉动工业化进程的需求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要提高城市化质量,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仅要让房地产成为投机对象,还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起到引导作用。二是不断提高效率,提升服务业结构。城市化是服务业成为经济运行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城市化的人口集聚效应形成的需求密度经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城市化并不一定促进服务业的效率和结构升级。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是提高服务业效率的关键。目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相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不够高。此外,由于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深化需要优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支撑,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服务业结构效率和升级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以上是我对工业化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方面关系的总结,总结了六点经验。在这些经历中,我们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也有不协调、不平衡和不足之处。现在我们应该从理论上理解和正确处理这六个方面的关系,形成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这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或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将主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工业化”;第二,推进高质量工业化;第三,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

一是如何有效防止“去工业化”。在去工业化理论中,有两种工业化,一种叫做过早去工业化,另一种叫做成熟去工业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时,制造业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比重的降低被认为是“成熟的去工业化”。发达国家拥有20%的工业是好事,有些甚至低于这个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将成为所谓的经济服务业,服务业占80%以上。但是,在降低产业比重之前,必须充分发挥制造业在产业中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联动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只有依靠制造业经济才能发展,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工具。只有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才能产生技术创新的效果,同时带动农业和落后的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如果我们离开制造业和工业,而服务业没有任何依靠,那么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种产业关联效应非常大。此外,外汇是通过制造业出口赚取的,这是外汇储备的结果。然而,如果制造业的比重没有那么高,或者第三大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制造业的迅速衰退被认为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往往会陷入中间陷阱。然而,中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我们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还没有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但我认为近年来出现了快速去工业化的问题。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去工业化,但由于服务部门增长过快,制造业下降过快,去工业化速度过快。在某个阶段,去工业化或制造业的比例正在下降。这种趋势很正常,但你不能走得太快。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比重确实增长过快。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从2011年到2016年,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家伍德(2017)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85年到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21.3%,远远高于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服务业存在明显的“鲍莫尔成本病”现象。非效率服务业比重的快速上升和相对效率产业比重的快速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从而表现出产业比重上升和效率下降三倍的“逆库兹涅茨”问题。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那么“转型”主要是指从一个产业主导结构向另一个产业主导结构的结构转变,而“升级”则是指从低附加值产业(或产业链)主导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或产业链)主导结构的结构转变以及整体效率的提高。中国面临着由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和实体经济比重快速下降所导致的结构“转型”和“非升级”的结构失衡。

这种风险也反映在近年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上。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但虚拟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定义实体经济。2017年,我做了一个分类,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实体经济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连我都把它分成三类。核心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农业

我们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正在从实体走向虚拟,但我们不能完全说金融业存在问题,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特定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由于产业结构失衡,不需要高端产业,但不需要的产业产能过剩,金融业不会支持它们,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追求短期回报,将虚拟经济炒得越来越高。结果,越来越多的钱被投入到金融圈,这是一个虚拟经济。即使是实体经济也需要七次才能获得贷款,才能落入实体经济手中。每次虚拟经济被逆转,都会有一些回报。最终,实体经济的利润将支撑这七种回报。如果实体经济不能赚钱,这七种回报将成为虚拟泡沫。因此,“三场硬仗”之一是降低杠杆率,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去工业化太快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积极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如何定义高质量发展或高质量产业化?它应该符合我们新的五个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同发展,或者应该作为解决我们发展不平衡和不足问题的指南。高质量的工业化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

具体战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包容性可持续工业化。包容性的概念是社会包容性,包括协调的区域发展、收入公平和就业。目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对人类有很强的替代作用。替代劳动力后,效率肯定会提高,这是创新所需要的。然而,如果劳动力替代被推得太远,它将影响就业和社会包容。因此,包容性对工业化提出了新的限制。包容性应反映区域协调、公平收入分配、就业等方面的要求。

所谓的环境可持续性是为了保护环境,这要求在工业化过程中考虑环境可持续性,包括选择工业过程和使用的技术。《联合国2030年议程》特别提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现在应该强调这一点。

第二个战略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工业化,通过技术创新,特别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根据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和中国制造业自身创新发展的要求,围绕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新的总体规划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调整。

首先,在总体战略定位上,我们应该弱化“标杆”或“赶超”欧美和日本,通过整体部署,强化和凸显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全球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过渡不是对领先国家工业竞争力的简单重复和复制,而是一个不同于领先国家独特工业能力的建设过程。德国创造了公司研发中心的组织结构,美国创造了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公司制度,日本发展了精益制造。中国工业强国的建设必将为人类工业的发展贡献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制度模式。“建设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政策取向,体现了中国通过原始创新和全球工业国家共同促进人类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愿景。Inte

第二,在总体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的选择,突出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的总体技术创新和总体产业布局。新技术浪潮和新工业革命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技术变革,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工业强国颁布了系统的计划和产业政策。然而,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不同,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并不涉及政府在具体表述中强调支持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发展。中国新的制造业总体规划应该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战略任务的制定上,首先要强调共性技术的原创性创新和技术突破,以及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应用的使能技术;其次,它应该强调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整体部署(而不是行业)。例如,在推动5G技术创新和应用时,应避免支持特定5G领域的开发等说法,重点应放在通过推动5G应用场景的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参考架构建设等来改善5G创新链和产业生态的任务导向。

第三,在具体的关键任务上,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在以管理创新为导向的服务制造和制造质量革命中更加突出。在当今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无疑是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抓住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制造业的发展来说,德国工业4.0所倡导的物理信息系统(CPS)还比较遥远,许多行业的技术基础还不具备,而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相结合的服务型制造,促进中国制造业质量提高的任务则比较紧迫和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制造业服务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制造企业已经逐渐从注重生产和产品发展到注重“产品服务”。这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与国外发达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制造质量问题尚未得到实质性的全面解决。通过制造质量革命提高制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仍然是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必须弥补的一个重要教训。

第四,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我们应该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突出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和能力,又具有竞争中性特征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是避免使用增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结构性产业政策,提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认为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实行公平国民待遇、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方面明确可行的政策措施。第二,鉴于中国高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创新和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更多公共资源将被投入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当前的工业化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今天有两种全球化,一种叫做反全球化,另一种叫做超级全球化。反全球化是由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进行的。事实上,在特朗普看来,他并没有参与反全球化。他只是对现有的全球化规则不满意,并认为美国受到了现有全球化规则的影响。他只是想打破现有的全球化规则,让美国带头重建全球化规则。他的行为是反全球化的。从表面上看,他正在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基本上他仍想与中国打一场技术战争。关于中国的301调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所谓的补贴、限制外资与股票的比例、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盗窃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恰恰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关,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总增加值居世界第一的背景。美国以此为借口遏制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和技术创新,这是美国的根本目标。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过程,这将在短期内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战略反应。美国也做了一些长期的战略准备。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对日本和德国发动的贸易战中都获得了巨大优势,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通过贸易战确立美元不可动摇的霸权。

你为什么说美国已经做了积极的战略准备?最近,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讨论。一是供应链是工业化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如果中美脱钩,如何调整供应链战略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报告。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与中国的供应链脱钩。中国融入全球化促进并受益于全球化。美国现在希望与中国脱钩。它甚至对自己的工业安全进行了一些长期评估。每年它都会进行一些年度供应链能力评估。他们有一个有效的评估框架。几年前,美国智库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减少对中国矿产供应链的依赖,并修改自己的矿产许可制度。同时,建议对各种产品的供应链进行分类,标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并预测是否有替代品。

另一个问题是技术创新的生态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人想通过现在限制引进来抑制我们的技术进步,我们的技术创新生态应该如何调整?一方面,美国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为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使其成为全球领导,包括纳米技术、超级计算、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现在5G和人工智能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如果我们离开美国,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态调整?

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很难分开。一个是工业安全,另一个是工业发展。在极端情况下,应该考虑工业安全,但也有必要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每个人都有利的工业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中国工业化的未来战略。

还有一种说法是超级全球化。最近,也有人建议我们是否可以接受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和接受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也许是一个方向,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实现。着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曾经说过,全球化不能是一个三角形。他说,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三者不可兼得。为什么英国会离开欧洲,为什么欧盟会慢慢失败?事实上,这个三角形可以用来解释。问题是在超级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经济问题。有问题的国家将通过民主的方式向国家主权示威、游行和制造麻烦。例如,法国不久前发起的“黄色马甲”运动,当法国人感到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走上街头制造麻烦。超级全球化、经济问题和民主,这个国家的主权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三者不能兼得。一般来说,人们会朝这个方向说话,但是超级全球化的趋势很难实现。根据现有的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的一些关税水平降低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速度将会太快。当然,有人说我们已经加入了新的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新动力。超级全球化将给整个中国带来巨大压力。中国的工业化到了今天。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需要考虑反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需要考虑超级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工业如何发展需要仔细考虑。

这是未来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在三个方面的挑战:“去工业化”、高质量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我只是谈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最后,我想得出一个结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中国从解放前的农业国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国。虽然它不是一个工业强国,但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走向高质量的工业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过分强调速度。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梁滨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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